论中医“医德医风”之渊源

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。(唐·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·大医精诚》)”。

这是，所有中医学生，上第一节中医古文课，要求背诵的、领会的最重要内容。是刻在骨子里，流淌在血液中的墓志铭。

有人问我，为什么你们中医这个行当，最后所治的患者，都能成为很好的朋友？我解释道：那是因为，吃喝拉撒睡，乃至情绪思想，我们全管。他哈哈大笑。

中医的医德医风，简单又不简单，它集合了以“仁”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、以“兼爱”为核心的墨家道德原则以及佛教“大慈大悲”、“普救众生”的教义。晋代杨泉《物理论》曰：“夫医者，非仁爱不可托也: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;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。”历史上医出于儒，医儒相通，“医乃仁术”与“仁者爱人”如出一辙，说明医家与儒家有着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传统。观古今文章，中医者医德医风当如下品质：

一德也，曰仁。

唐·孙思邈有言：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，一方济之，德逾于此。表达出对人的生命、价值、权利的尊重和肯定。将其重要的两部著作以“千金”命名；他重视医德，不分“贵贱贫富，长幼妍蚩，怨亲善友，华夷愚智"，皆一视同仁。他认为，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唯一职责，其它则“无欲无求”，对病人一视同仁“皆如至尊”，“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”。他身体力行，一心赴救，不慕名利，用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道家医德思想，是中国医德思想的创始人。

二行也，曰爱。

自爱且爱人。

古今为医者，对自身素养要求极高，即自爱。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·大医精诚》中说：“为医之法，不得多语调笑，谈谑喧哗，道说是非，议论人物，炫耀声名，訾毁诸医，自矜己德。”南宋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·医工论》告诫后人：凡为医道，必先正己，然后正物。正己者，谓明理以尽数也;正物者，谓能用药以对病也；凡为医者，性情温雅，志必谦恭，动必礼节，举止和柔。古代“儒生”与“医生”，儒雅谦和，即使行走江湖，依然气度非凡，自洁自爱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符号，撑起了民族文化，使人信赖-夫医必自爱自重，而后可临大病而是托(清·怀抱奇《医彻·品行》)。

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曰:“天复地载，万物悉备，莫贵于人。爱人，从心而治。未医彼病，先医我心。(宋·刘昉《幼幼新书·自序》)古人医在心，心正药自真。(明·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)。

因为大爱，可以忍。忍穷，忍辱。中医自古以来就不是能够发家致富的行当。中医的身上，有“侠”的风范，家是什么？济穷。

“医人不得恃己所长，专心经略财物。”(唐·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·大医精诚》)，“医非仁爱不可托，非廉洁不可信。”(元戴良《九灵山房集》)“(医)勿重利，当存仁义，贫富虽殊，药施无二。”(明·龚廷贤《万病回春·云林暇笔》

中医自古也不是以“名”为重，历代医家，从来都是不踏官场，一心为民。清·叶桂《临证指南医案》：良医处世，不矜名，不计利，此其立德:挽回造化，立起沉疴，此其立功也。

人身疾苦，与我无异。凡来请召，急去无迟。(明·江瓘《名医类案·医戒》)

三思也，曰正且勇。

业医者，活人之心不可无，而自私之心不可有。(宋·刘昉《幼幼新书·自序》)

(医)以活人为心，不记宿怨。(明·万全《新刊万氏秘传幼科发挥·肺所生病》)

拘于鬼神者，不可与言至德。恶于针石者，不可与言至巧。(《素问·五藏别论》)

胆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圆而行欲方。(后晋·张昭远《旧唐书·孙思邈传》)

四业也，曰精。

明·李中梓《医宗必读·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》告诫弟子：望闻问切宜详，补泻寒温宜辨。

治病、救人、济世的“惠民济世”思想，从古至今，传承不息。如《灵枢·师传》:“上以治民，下以治身，使百姓无病，上下和亲，德泽下流，子孙无忧，传于后世，无所终时。”中医人，向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敬业精神为百姓的健康，传统医药的传承雨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中医为仁术，特别强调医生个体的道德品质修养，甚至将医生的道德作为行医的首要条件。这是完美的伦理道德观念，更是后世的医家的圭臬。中医不仅是术，更是德，是仁。

中医的骨髓，要铭记：

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:若有疾厄来求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长幼妍媸，怨亲善友，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: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身命;见彼苦恼，若已有之，深心凄怆;勿避险峻，昼夜寒暑，饥渴疲劳，一心赴救。无作功夫形迹之心，如此可为苍生大医。”

（审核/闫龙 编辑/何萨楚日 供稿/针灸科 李文惠）